2026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为统领，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这一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抢救性保护”到“系统性保护”，从“名录体系建设”到“融入现代生活”，非遗保护的理念与实践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如何理解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如何在实践中把握系统性保护的核心要义，是当前非遗保护工作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一、制度筑基 非遗保护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
非遗保护的有序推进，离不开制度体系的支撑。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此后十余年间，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基本建成，已公布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总规模达到3997人。
值得关注的是，法律体系本身也在与时俱进。2025年7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将“实践”纳入非遗定义，被学界视为关键性改进。有研究指出，非遗并非“民族民间文化”的简单别名，而是以民族民间文化为资源、经代表性原则选择后形成的公共文化，这一认识的深化为立法完善提供了学理支撑。
在专项政策层面，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传统工艺振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配套措施相继落地。2023年发布的《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这种“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路径设计，为非遗保护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
二、传承焕新 青年力量与社区主体双向发力
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于传承，而传承的关键在于人。当前，传承队伍建设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态势。一方面，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队伍持续优化，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42名的公布，使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另一方面，青年传承群体正在成为传承创新的生力军。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实践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90后传承人刘嘉豪出身陶瓷世家，却“一直对陶瓷无感”，直到在北京培训时以旁观者视角重新审视这门手艺，才“发现从小相伴的物件原来有这么多讲究”。他将美术审美融入传统技艺，推出铜官陶瓷吸管杯等文创产品，“至今已售出万余个”。其父、国家级传承人刘坤庭感慨：“从没想过铜官陶瓷也能这么时尚、流行。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生活，有了别样的生命力。”
这种代际之间的传承与创新，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非遗“实践”属性的回归。非遗不是凝固在博物馆中的静态遗存，而是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活态实践。人民论坛网评论指出，让非遗“传承有人”，需要“健全常态化培育体系，推行师徒结对培育模式，让老手艺在言传身教中后继有人”，同时“打通校地共育渠道，推动传统手艺系统化教学、年轻化培育”。
与此同时，社区和民众的主体地位也在得到强化。《“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表达权利，推动非遗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让人民参与保护传承，让保护成果为人民共享”。从“非遗在社区”工作的开展，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区域性整体保护，非遗保护正在从“政府主导”走向“社会共治”。
三、融入生活 从展柜走向市井的路径探索
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不是将非遗封存于展柜之中，而是让其在当代生活中持续发挥文化功能。这一认识已成为政策制定者与学界实践者的共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将“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列为重点任务之一，提出到2030年“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意味着，非遗保护工作的评价标准正在从“保护了多少项目”向“融入了多少生活场景”延伸。
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人类非遗版”春节，提供了一个观察非遗融入生活的典型样本。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举办相关活动超4.3万场，线下参与人次逾4亿。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融入呼麦、侗族大歌等非遗元素，遍布城乡的灯会、庙会、巡游成为非遗展演的天然舞台。这种“习焉不察”的文化实践，恰恰是非遗最本真的存在方式。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发展，则为“融入生活”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各地通过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梳理，遴选适合与旅游融合的项目建立推荐目录，将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民俗活动等融入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等空间。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强调“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和空间，保障传承群体的合法权益”。
当然，融入生活并不意味着迎合市场。如何在创新中守住文化内核，如何在利用中避免过度商业化，仍然是非遗保护需要持续面对的课题。正如《规划》所强调的，要“坚持守正创新”，“尊重非遗基本文化内涵，弘扬非遗当代价值”。
四、国际回响 中国实践为世界提供参照
中国非遗保护的努力，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202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十届常会传来消息：“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其保护计划入选优秀实践名册。这是中国首次实现“转名录”与“入名册”双丰收。
“转名录”的意义值得深入解读。列入急需保护名录意味着遗产项目具有濒危性，而转入代表作名录则说明“经过保护、发展而壮大，存续力不断增强，不再濒临灭绝”。2011年，能完整说唱伊玛堪的传承人仅有5位；通过建立传习所、开展语言教学、编写教材词典、运用数字技术等系统性保护措施，如今传承人队伍已壮大至121人。这一变化背后，是“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系统性保护网络”在发挥作用。
此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羌年”等项目也实现了从急需保护名录的转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指出，这些成功案例“既体现了我国开展非遗系统性保护的优秀实践和成果，也为各国开展非遗保护提供有益参考”。从“学习者”到“经验输出者”，中国非遗保护的国际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五、展望 系统性保护需要系统思维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回望，中国非遗保护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道路。面向未来，系统性保护的新格局对工作理念和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明确的六方面重点任务——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激活发展潜力、深化科技赋能、增强传播效能，勾勒出一个相互关联的保护体系。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不能“单兵突进”，而需要与乡村振兴、区域发展、科技应用、国际传播等领域协同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遗，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当非遗真正融入现代生活，当传承成为社会自觉，非遗保护便不再是“需要完成的任务”，而成为“正在发生的生活”。
问：什么是非遗的“系统性保护”？
答：系统性保护是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统领性理念，强调不能将非遗视为孤立的文化事项，而要从项目保护、传承人培育、文化生态维护、融入现代生活、科技赋能、传播推广等多个维度统筹推进。“十五五”规划将其具体化为六个方面重点任务，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
问：非遗保护为什么强调“融入现代生活”？
答：非遗的本质是活态的文化实践，而非凝固的静态遗存。如果非遗只存在于展柜和影像中，就失去了生命力。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是让其“服务美好生活”、在当代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问：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的情况如何？
答：青年传承群体正在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力量。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队伍结构持续优化，青年传承人如郎佳子彧、刘嘉豪等将传统技艺与当代审美、现代传播方式结合，“圈粉”无数，为非遗注入时代气息。研修培训计划实施十年，也培养了大量既懂传统又具备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问：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边界在哪里？
答：融合的前提是“有效保护”。相关政策明确要求“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和空间，保障传承群体的合法权益”，避免“生搬硬套、简单移植和同质化发展”。融合的目的是让旅游成为弘扬非遗的载体，而非让非遗沦为旅游的噱头。
问：“转名录”意味着什么？
答：“转名录”指非遗项目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列入急需保护名录说明项目濒危，转入代表作名录则说明经过保护，其存续力增强、不再濒临灭绝。中国多个项目成功转名录，体现了系统性保护的成效。
问：普通公众可以为非遗保护做什么？
答：公众的参与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基础。参与传统节庆活动、体验传统技艺、购买非遗文创产品、通过社交媒体传播非遗知识，都是支持非遗保护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兴趣，让非遗拥有持续存续的社会土壤。
问：非遗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答：挑战来自多个层面。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文化生态变迁使部分项目传承困难；保护基础相对薄弱、工作队伍不够健全的问题依然存在；融入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创新与守正、利用与保护，也需要持续探索。
问：文化生态保护区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什么作用？
答：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不仅保护非遗项目本身，也保护其赖以存续的村落、街巷、戏台等文化空间。这种保护方式回应了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特性，在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项目的保护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